为生活 为艺术（再回首）——田自秉学术思想探议

　　图为田自秉部分著作。

　　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提及：“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，我认为文化须先由巧辩矫饰进步到天真纯朴，有意识地进步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去，才可称为完全的文化。”这，就像是田自秉先生学术思想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田自秉（1924年—2015年）为中国工艺美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。早年，他组建“图案研究会”，正是有志于将美术才能运用于百姓日常生活品的美化，以实现用美术服务大众的构想。他的思想和理念，也总围绕如何以最朴实的方式教导大众提高对美的认识。

　　1956年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，田自秉着手系统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，将研究重心从工艺美术技术转向工艺美术的历史体系构建。经过30年的探寻和追索，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构思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中国工艺美术史》，为后代的工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。1982年，田自秉与奚静之等先生开始筹建中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系。他认为，工艺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，首先必须要系统地了解历史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；再者，要强调美学认识，并归纳为理论体系。

　　除《中国工艺美术史》外，田自秉还孜孜不倦地撰写了《工艺美术概论》《中国染织史》等著作，并且和夫人、工艺美术史家吴淑生老师合编了两卷本的《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》以及《中国工艺美术图典》，这两本著作既可自成体系，亦可作为《中国工艺美术史》的图像补充。这些著作既是他本人学术思想的结晶，同时也构建了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的总体框架。纵使时过境迁，这些理论对当代、对未来、对民族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进程都至关重要。

　　田自秉的学术思想和主张，主要体现在生活美、艺术美和科学美三大支柱支撑的工艺美学方面，他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去探索工艺美的规律的。

　　首先是生活美。田先生曾在著作中多次谈及“生活是工艺美术创作的源泉”，作品必须要为人民所需，才是有价值的。无论是创作图案、研究理论还是做设计，都必须依据现实基础，从自然和社会中发现美的存在，必须与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审美密切相关。其次是艺术美。田自秉强调：“工艺美术的艺术性必须和适用性结合，优美服从适用。”因而不能脱离工艺美术的适用性而去谈艺术性。工艺美术的艺术性在于体现创作者的思想意识，不单只是艺术法则的应用，而是对生活认识的深刻程度。但现今很多创作者似乎误解了这一点，为形式而形式，成为极端的形式主义者。再次是科学美，是指制作中的物质美、结构美、技巧美等内容。这是工艺美术与建筑以外的其他造型艺术的根本区别之一。中国先秦时期手工艺专著《考工记》中非常强调“材美”“工巧”在创作中的作用。材料的特性不同，必然相应的技术不同，技术的发展也深受科技的影响。

　　田自秉对工艺美术的研究还始终站在形而上的高度，辩证地阐明理论。他曾在《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》序言中提到：研究中国古代的工艺美学，必然涉及每一时代的总的哲学思想。研究中国工艺美学，就必须研究作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儒家、道家等思想，以及汉代以后佛教传入所形成的禅学思想，其对工艺美学的影响。工艺美术的抽象化，是有着客观基础的。当下，重要的是如何创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，满足人类所需的有价值的作品。所以工艺美术研究者要做的是创建有价值的理念——具有文化属性，具有责任，对现实生活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理念。

　　田自秉更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在教学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两者相互补充。他认为治史不只应注重考古材料，不应该机械地把工艺美术史当成考古学，也不能把工艺美术史变成艺术论，而要注重审美分析；工艺美术史论系既要对工艺美术历史做系统梳理，又要以史料反映工艺美术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，应该微观和宏观两头兼顾，史中有论，史论结合。这就要求我们置身于当下，从生活中、实践中去体验、去创造，只有实践才能提供给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。而实践和理论的良性循环，不仅可以完善创建的理论体系，而且更能有效地指导实践，促进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

　　作为中国人，首先要清楚地了解本国的文化遗产，并准确地预测未来动向，才能使创作在世界艺术领域居于领先地位。田自秉的学术思想引发了我们诸多思考——什么样的设计才能代表中国？怎样的民族形式才能表现出中国特色？中国作为泱泱大国，历史悠久，最宝贵的财富当然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。但田自秉在《对于工艺美术遗产学习的一些意见》一文中便指出：现在的设计，套用和硬搬古代遗产的现象比较普遍，在创作上如何学习和运用民族遗产是存在问题的。大多数创作者喜爱临摹描绘古代纹样，依靠苦行主义的方法，日复一日，依葫芦画瓢，缺乏思考和创造，缺乏对时代的审视和考虑。这种情况至今也实际存在，而且日益恶化，严重阻碍了中国自主品牌设计和工艺美术创新的发展。

　　不论是设计创作还是理论研究，有些惯性思维和习惯都应该摒弃。中国的设计所以难以立足，主要因为设计师们读不懂民族语言，不清楚民族形式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所以变得很盲目。而田自秉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答案——“民族遗产的确为新的民族形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，然而，这些条件，并不能够代替新的要求；新的工艺的创作，总是为新的现实所决定的”。田先生虽已离开我们一年有余，但他全力以赴、专心致志的研究态度和敬业精神，以及浓郁的人文情怀已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里，鼓舞着我们这些晚辈们继续在工艺美术史论的沃土上耕耘。

　　速写、制图：蔡华伟